我永远铭记在心的，是我在最高法院担任书记员的那一刻，那时我意识到某些方面已经严重受损。
那是2014年4月，我刚刚熬夜完成了第二份50页的待审案件备忘录。我的第一次尝试是建议法官推翻下级法院的裁决，但我心中始终有种无法摆脱的怀疑，觉得自己可能错了。
在那个时期，出于信息安全的考虑，法律助理被禁止远程工作。虽然我们当时并不喜欢这个规定，但在2022年堕胎决定草案泄露后，这条规定似乎变得有意义了。于是我偷偷下了床，开车回到法院。我重读了案情摘要，发现双方的论点如此接近，而法律又如此不确定，因此我又写了一份备忘录，提出了相反的结论。
其他法官办公室的法律助理也感到困惑。我们知道，法官们可以合理地得出相反的结论，因为这个案子实在太复杂。如果让我诚实地评价哪一方会胜出，我会用三个简单的词回答：我不知道。
然而，当大法官们在私人会议上对该案进行投票时，据说他们几乎无需讨论便能得出结论。随后，当法院发表意见时，态度既轻松又自信。我在备忘录中挣扎的复杂感似乎无处可寻。相反，法官们声称只有一个正确答案，只有他们能够给出。
那时我才意识到，最高法院存在过度自信的问题。
纵观美国历史，我们最伟大的领导者往往具备谦逊的美德。想想本杰明·富兰克林，他公开承认自己的弱点，并通过逐一实践13种美德来提升自己。最后一项美德是什么？谦卑。再想想乔治·华盛顿，他在独立战争后放下剑，放弃了第三次总统任期，给别人机会领导。
如果今天的法官们同样谦虚，他们会坦诚地承认，有时，尤其是在那些使社会产生分歧的棘手案件中，他们找不到明确的答案。毕竟，我们的宪法是一部236年历史的简短文件。历史和先例往往模棱两可且相互矛盾。在堕胎、言论自由、枪支安全和宗教自由等问题上，双方都有激烈的争论，更不用说激烈的利益了。认识到这种细微差别并不是软弱，而是智慧、诚实和力量的象征。
然而，今天的法律文化和两极分化的政治需要确定性。法院往往会迎合这种需求。法官们抛弃个人观点，支持有争议法律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，因为，正如1937年支持最低工资的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裁决所言，“即使一项政策的智慧被认为是有争议的，其影响也不确定，但立法机关仍然有权做出自己的判断。”
相反，即使在最棘手的案件中，即使他们的裁决需要推翻几十年的先例，今天的法官也常常毫不怀疑。以大法官尼尔·M·戈萨奇的轻率断言为例，该案涉及一名拒绝为同性恋夫妇制作婚礼网站的基督教平面设计师，涉及民权和言论自由的棘手冲突，声称有一个“显而易见”的答案。或者大法官塞缪尔·A·阿利托的结论，认为罗伊诉韦德案是“极其错误的”，因为支持堕胎权利的理由“极其薄弱”。
“明显。”“大错特错。”“特别虚弱。”只有极度自信的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。
当然，最高法院仍然必须裁决案件：它不能简单地说“我不知道”。但是，当遇到棘手的法律问题时，诚实地承认自己的决定可能是一种解脱。这种坦率将使最高法院能够实现其他重要目标——增强对民主进程和国会立法的信任，通过遵从先前的裁决来维护法律稳定，并尽可能减少伤害。
事实上，最高法院过去也曾采取过这种较为谦逊的做法。例如，就在三年前，在一起涉及当时总统特朗普试图阻止纽约传唤其财务记录的纠纷中，法院并没有简单地声称可以在宪法中找到单一答案。相反，它认识到案件双方的重要利益，并询问哪一方——特朗普还是纽约——可以更容易地将不利裁决的损害降到最低。由于特朗普有更好的选择来避免繁琐的传票，而不是纽约为其刑事调查获取必要的信息，因此该裁决对特朗普不利。
大法官们在2020年的其他分歧纠纷中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——关于LGBTQ+权利、移民和特朗普的第二起传票案（这一次，他们做出了有利于特朗普的裁决）。通过指出对每一项判决的富有成效的、失败后的回应，法院确保败诉方有追索权的选择，而不是攻击法院的可信度。
这种做法奏效了。现在很难想象，但在2020年，两党都有58%的美国人支持法院。可悲的是，自2020年大法官露丝·金斯伯格去世以来，随着最高法院的新构成，最高法院放弃了谦逊，转而过度自信，公众支持率急剧下降，只有40%的美国人支持大法官。
在2023年至2024年的任期内，大法院将决定家庭暴力限制令对象的枪支限制是否符合宪法、行政国家的未来等重大问题。法官们承认案件复杂性的意愿与他们的底线决定同样重要。
要恢复公众对最高法院的信任，关键不在于法官们自信地宣称他们永远是对的，也不在于他们抱怨法院必须得到无可指责的对待。恰恰相反。法官们应该承认他们并不知道所有的答案，并允许法院在社会中重新发挥适度的作用，最好地为法院和美国人民服务。
亚伦·唐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法学教授，曾任大法官索尼娅·索托马约尔的法律助理。这篇文章改编自他的书《至高无上的傲慢：过度自信如何摧毁法院——以及我们如何修复它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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